去年年初回台灣時讀了《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 二○二○年增訂版)，而隨著二二八又即將到來，最近再把這本書拿出來翻閱。這本書最初在一九九七年出版，作者沈秀華教授在一九九二與一九九五年訪談了許多位當時丈夫在二二八遭受迫害的女性，書中用「政治寡婦」這個詞來代表這些女性。

一九四○年代的台灣社會，幾乎只有男性可以參與公共事務，因此二二八受害者大多是青壯年男性，許多人在遇害時孩子還很小、妻子還懷有身孕。而在那個世代，女性幾乎沒有主體性，在經濟、身分、地位上都需要依附男性，所以這些丈夫受害的政治寡婦，在失去配偶時也頓失經濟來源與身分地位。她們在喪偶的痛楚和困苦的社經環境中努力扶養年幼的孩子們，還要面對國家暴力下的無助、被孤立 (在那個噤聲才能自保的年代，許多二二八家屬也失去親友的支援，因為親友怕跟他們扯上關係)、無止盡的恐懼 (許多女性經歷了丈夫受害後，國民黨軍隊隨意到家裡搜查或抓人，幾位受訪著也描述著當時需要帶著孩子躲藏)，以及，或許還需要壓抑和麻痺那些無法表達的哀傷、絕望、痛苦、憤怒…等情緒。

閱讀著書中女性們的經歷，二二八對我來說不再只是個歷史事件，而是一個個真實的人的故事與感受。而身為一位心理治療師，在閱讀這些女性的生命經歷時，我彷彿看見那些情緒與痛苦，一代代傳遞下來，流動在我們許多人的生命中。

我看到我們每個人都背負著「繼承重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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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在家庭系統理論(Internal Family Systems，簡稱IFS)中有一個詞彙叫做 “Legacy Burdens”，我在著作《擁抱你的內在家庭》中將這個詞彙翻成「繼承重擔」。IFS認為我們每個人內心都有非常多不同「內在部分」 (類似內在小孩的概念)，而因為過去發生在你身上的事情，讓內在部分攜帶著「重擔」(Burdens)──某些情緒、感受、或信念。譬如你小時候常常被父母貶低羞辱，於是你的某個內在部分開始揹負著「我很糟糕」的信念和羞愧的情緒，這就是IFS所指的「重擔」。

但是，有些重擔並不是來自於你的親身經歷，而是由你的父母、祖父母、或更早的祖先們傳遞到你身上，而IFS稱這些叫做「繼承重擔」──你從不同家族世代和祖先身上，繼承了這些情緒、感受、和信念。

譬如，書中許多政治寡婦提到，二二八後，許多人選擇不跟孩子說(怕若說了，孩子到處說，又招來生命危險)，所以當時許多孩子不知道爸爸發生什麼事情 (或是到成年後才知道家族經歷政治迫害)。以及，這些女性也提到會不斷告誡孩子「不要碰政治！」「政治很危險不要管！」「不要惹事、不要管東管西，安靜就好！」

而這樣「安靜服從、不要有異議、不要說」的信念，就可能成為「繼承重擔」，慢慢傳遞下來，一代傳一代。不僅僅是二二八受害家屬，在國家暴力下當時整個社會瀰漫恐懼、大家需要噤聲才能自保，多少人需要保護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也把這樣的信念傳遞下去。

我想著，現在我們許多人也背負著來自二二八和後來白色恐怖時期這些歷史創傷所傳承下來的繼承重擔──不要管事情、不要碰政治、碰到不公義的事情不要說、安靜服從、保持沉默、恐懼說了會讓自己惹上麻煩…，這些信念你熟悉嗎？這些信念如何儲藏在你的身體裡？

不僅僅是這些「不要管事情」的信念，當時這些女性們還要承受各種情緒，像是恐懼、憤怒、悲痛、哀傷、無助、羞辱、絕望…等等，而我猜想當時的他們沒有空間與資源去處理這些情緒(或需要麻痺壓抑情緒，因為表達這些情緒會讓自己生命有危險)，這些未被處理消化的情緒並沒有消失，而是也成為了繼承重擔，一代一代傳下來，到我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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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到了美國著名創傷治療師Resmaa Menakem在他的著作 “My Grandmother’s Hands” 裡寫著：“Trauma decontextualized in a person looks like personality. Trauma decontextualized in a family looks like family traits. Trauma decontextualized in people looks like culture.” 大致上是說：當今天創傷反應脫離了脈絡，在一個人身上看起來就像是「性格」，在一個家族中就像是「家族特質」，而在一群人中，看起來就像是「文化」。

這段話是什麼意思呢？譬如，當時這些先生被迫害的女性，可能每天都感到劇烈恐懼、深怕自己說什麼做什麼會導致生命有危險，她呈現出來的行為狀態可能是極度焦慮、或是整個人關閉了，這些都是很正常的創傷反應，但是當我們只看見這些行為而無視背後的創傷脈絡，就可能會說：她的個性就是很焦慮、什麼都怕、很順從──這就是當創傷反應脫離了脈絡後，看起來像是性格。

而當創傷反應傳遞到整個家族中，就變成了家族特質 (像是：「我們家的人都很焦慮、怕東怕西」、「這家人都很壓抑情緒、無法展現脆弱」、「我的父母親和祖父母都有酒癮問題」…)。以及，若再擴大，當這樣的創傷反應出現在一群人當中，就成為了文化，像是：這個國家的人民都很安靜服從、不敢反抗、很壓抑情緒、無法感受表達情緒…。

我思考著，哪些日常生活中的台灣文化──我們如何處理事情、如何與人相處、如何面對表達情緒…，其實是整個社會的集體創傷反應？對於這些歷史創傷事件 (像是二二八與之後白色恐怖時期)，我們共同背負著多少繼承重擔？

我也好奇著，那加害者呢？一個人要到什麼樣與人性解離的狀態，才能對他人做出殘暴的殺戮行為？這些加害者把哪些信念與狀態傳遞給下一代？他們的後代繼承了什麼？(我之前有一位學生是德國納粹軍人的後代，她提到她內心有著劇烈的羞愧感，家族間也都不願意提這位祖先) 若我們的祖先犯下了暴行，身為後代，我們要如何面對？如何修復？如何療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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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 (和之後的白色恐怖時期)並不是個已經結束的歷史事件，這些創傷沒有消失，而是以不同的樣貌繼續流動在每個台灣人的生命中──那些未被傾聽的故事、尚未被看見的真相、未被伸張的正義、那些恐懼、悲憤、哀傷、無力、絕望、以及各種信念和情緒…，我們依然持續攜帶著。

同樣的，你家族中曾經發生的創傷事件，也從未靜止或消失，而是用各種方式流動在家族中。當我們不去面對與談論，那些未被處理的傷痛就會持續被傳遞下去。

但是，若我們能開始談論、開始面對與感受這些情緒，那麼，那些縈繞在家族中的「鬼魂」──那些哀傷、失落、痛苦、羞愧、恐懼…，就能慢慢浮現出來被看見，我們就能看見一位位在當時時空背景文化下掙扎、努力存活的祖先們。

就如同心理治療師Galit Atlas在她的著作 “Emotional Inheritance” (中文版《創傷會遺傳》)所寫的，當我們能夠開始敘說過去家族發生的事情，那們，這些鬼魂就能化成祖先 (the ghosts become the ancestors)，我們就能開始用不同方式紀念與哀悼家族所經歷的傷痛。

每年二二八這天，讓我們暫停下來，去敘說與見證過去發生的事情，去給予每一種情緒空間，以及，去看見這些堅毅的女性。

最後，我很喜歡作者沈秀華教授在書裡寫著：

我認為在國民黨軍國戒嚴下的台灣社會，許多台灣女人以所謂傳統的母親、妻子、和女兒的身分，承擔起生命不可承受之痛的力量，一起撐出今日台灣民主的可能。